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的最新力作《敦煌变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。这部小说以敦煌石窟的景象和壁画故事为基础，描绘了沙门、凶徒、画匠、女子、士兵、商人、粟特萨保、刺客等十位各具身份的人物。这些人物的命运在石窟内外交织，共同串联起一千八百年的丝绸之路历史。

邱华栋的创作轨迹发生了显著转变，他从擅长都市文学转向对西域历史的探索。尽管出生于新疆，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，但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，创作了大量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，包括《北京传》等，作品总量已逾千万字。

年过五十，邱华栋的创作风格迎来突破，将目光投向了西域的历史。他表示，长年生活在同一城市会逐渐减弱对环境的敏感度，而童年在新疆的经历，如天山雪峰和戈壁荒漠，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邱华栋花费了数十年时间钻研西域的历史地理，家中藏有约两柜、上千册相关书籍，涵盖了近两千年的史料、地方志、植物志和河流传记等。

“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动笔，但却不自觉地持续阅读。”直到一个梦境的出现——“梦见一位少年站在天山脚下，望着巍峨的博格达峰。那个少年分明就是我自己。醒来后，我意识到自己已届五十，但突然感觉，我似乎获得了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。”

邱华栋的成长经历丰富：在新疆长大，在湖北求学，在北京工作。他曾感慨自己“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”，与毕飞宇、莫言、迟子建、陈忠实等作家拥有各自明确的文学原乡不同。在找到创作方向后，他从2018年至今，以惊人的创作速度完成了《空城纪》、《龟兹长歌》、《敦煌变》这三部长篇小说。

一颗石榴的意象为邱华栋带来了创作灵感。在构思《敦煌变》的开篇时，他曾为如何构建全篇结构而苦恼。一次，收到一位新疆朋友寄来的石榴，他联想到石榴是由张骞从安息国带到长安的，而石榴的结构又有多达六到八个子房。这一联想瞬间激活了他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素材。随后，他花费六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《空城纪》。

完成《空城纪》后，邱华栋意犹未尽，将其中“龟兹双阙”的故事扩展成一部中篇小说，由此诞生了《龟兹长歌》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他以细君公主的琵琶为线索，串联起从大汉王朝至今二十一世纪的漫长岁月，跨越从中国西北到东北的广阔地域。“两千多年的时光，几万里的路程，被凝聚成一首长歌，这也是一曲献给中华民族的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同民族不断碰撞、深度融合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。这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，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”

最新出版的《敦煌变》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，转而聚焦于十座具体洞窟中的人物。邱华栋将小说的结构比作“手串”，强调“第一颗珠子和第十颗珠子首尾呼应”。他致力于在厚重的历史中展现“轻逸”之感，“运用想象力，让沉重的历史石窟变得跃动、丰满、生动起来。”在小说中，他还探讨了敦煌壁画的绘制方法，以及干壁画和湿壁画的区别等具体问题。

小说中，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“赵娉婷”连接了首尾。在开篇的第275窟，她是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；而在结尾的第17窟，她则成为了一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同学。这两个同名但相隔一千八百年的女性，以这种方式实现了首尾相连。邱华栋解释说：“大多数游客在敦煌，很难与这片土地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游览一番便匆匆离开。但一定有一些人，他们与敦煌莫高窟的每一座洞窟都建立了深厚的情感、血缘、生命或命运的联系。”

尽管公务繁忙，邱华栋已在着手筹备他的第四部西域历史长篇小说《北庭大书》。他计划以小人物的视角，展现九场发生在北庭、跨越两千年的战争，从而深刻呈现中国大历史的纵深感，并描绘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嵌入、共同繁荣发展的壮丽图景。“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，总能激发我连绵不绝的文学想象。”邱华栋说道。